将新儒家视作这次突破的结果而作一个概述并不是我想做的。

关于启蒙，西方很多学者将之作为一场运动，哈贝马斯则认为它是一个还未完成的计划。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仅衡量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还不够，还应包括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是软实力，美国在这方面就相当强。

又比如，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是一枝独秀，儒家的发展，一直是与其他传统有很多碰撞与交流，这也是一种对话。而儒家一开始就是落实民间的教育，在评价它时就不能简单地判断正面或负面，它可能有庸俗的一面，但是它也有非常大的力度。比如顾彬，他说中国没有文学，这样，侵略性就太强，就好比你告诉他德国没有文学，那他一定和你拼命。现在如果要有任何发展，与西方的交流就是关键。但他说中国当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文学是有一定目的的，他要刺激乃至激怒我们，大家受到刺激，一定会反弹，这就不是对话而是吵架了。

哪三极呢？就是北美，东亚和欧盟。为什么？你说新基督教，或者新佛教，这都不恰当。这些思想家达到的思想水平，不仅完全可以和利玛窦所谓的天主教世界的思想相比，和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也可以相提并论，例如刘智的《天方性理》。

大概从1968年开始，人类首次看到了地球全貌，它的矿物、植物、微生物、动物，还有水源、土壤、空气，我们都一目了然。二是如果我们要推出软实力，可能会招致更多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我相信如果没有人生阅历，体认之知即不可能，倒不是说年纪大一点就更聪明，随着计算机和信息工程的发展，年纪越大可能越糟糕。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的自我定义，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我觉得新儒家这个名词摆在我身上是不适合的，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是新儒家。

如果一种学术不开放的话，它就会变成特殊主义，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特别当特殊主义有侵略性时，那困难就更大了。此外，对话不是借此机会发表你的观点或政见，也不是借此机会解释自己认为被人家误解的地方，而是通过对话培养聆听的能力，通过对话拓展视野，通过对话加强自我反思的能力。

现在世界上存在三极，就像一个鼎一样，就比较稳了。启蒙心态存在两个很大的缺失，一是从哈贝马斯哲学里看出的，就是对宗教掉以轻心，在科学主义大盛，强调发展科学理性之期，对宗教问题照顾不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变化会很快，即使从事同一个职业，也在变。韩国也一样，它原来的主流是萨满巫教，现在基督教大概占30％，再加上所谓的儒教以及大乘佛教，这中间有很多是重合的。

以前不了解的，现在了解了。因此，17、18世纪中国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二是自然，它成为一个由人类来宰制的对象，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这里起不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本来就弱，这么一比，我们就没什么民族自尊可谈了，结果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所以，如何对地球——我们的家园有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儒家最大有可为的地方，在儒家传统中不存在超越突破，至少不能从超越突破看儒家的价值取向。一种是真正的抗拒，伊斯兰国家就是代表。

多元现代性抑或现代性中的多元？ 那么，到底是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中的多元？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譬如，胡适为什么赞成全盘西化这种偏激的主张？正如胡适所言，假如我们现在说80%西化，那么实际上只有30%，假如说100%，那么实际上还达不到60%。

我说，如果印度起来了，那我们就四极吧，俄罗斯也站起来了。彼得·伯格（P.Berger）说，面对现代性，发展中国家的反应共有四种。沟通理性是已经软化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没有同情感的，如果要照这样走下去，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以前认为无法改变的观点现在开始怀疑了。那么，我们能否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启蒙做一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儒家的核心价值，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做一些反思呢？ 在这中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预设：一个中西方间可以进行平等互惠对话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如果接受多元现代性，那对现代性的解构力度就很大。

但是，我不希望一个基督教士在和我对话后变成一个儒家，他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这对我一方面是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会有很多启发。甚至新加坡，从1982到1989年，他们成立了一个东亚哲学研究所，那个研究所专门从事儒学研究，有中国大陆最好的一批学者，像李泽厚、陈来、朱伯昆、余敦康、金春峰、朱维铮都在那里做过研究，方克立也去过。

讲权利、人权，还有责任的问题、个人的尊严以及社会的和谐。进入 杜维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多元文化 。

然而，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把信息、数据、知识和智慧的层面混在一起。新康德主义，大概就没有康德思想那么丰富的哲学资源。

如今，西方的人权观念力量很大，成为普世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智慧是和体验、人生阅历有关的，是逐渐积累的。新儒学就是这样，我们讲儒学的现代转化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将这个问题再细化，就是儒家传统的创新和人文精神的发展问题，这既包括针对中国这个传统，也针对西方的传统。

如果从现代看的话，那可以说是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我现在和一些文化中国地区的学者在交流，包括港台澳，他们对儒家的现代转化的研究比大陆的儒学大概早了30年，可能40年。之前的对话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现在的对话条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太薄弱，特别是在文化领域。

这样细分是可以的，可以说清代有清代的儒学，甚至可以说，不仅有宋明儒学，还有金代的儒学，还有元代的儒学。我认为当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

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就应该有一种平等互惠的对话，或者叫核心价值的对话。20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否能够超越政治化的限制、去除糟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对西方的启蒙作出回应，并与西方的现代价值相匹配？张灏曾指出，现代化是对传统的严厉批判，他提出要从传统的价值角度来反思现代化。

他特别提到中国，但同时他写了一个注，注里面说日本绝不可能。这中间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而佛教的坐禅，是为了证空。只有尊重，才可以互相参照，有了参照才能互相学习。

差异是值得庆贺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假如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没有任何善心，他是可以把整个社会弄得一塌糊涂的。

另外，就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静坐，是要冥想上帝。

季羡林先生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要从西到东了。欧洲学者布斯曼尔在那里游学好几个月，台湾的韦政通、戴琏璋、梅广、蔡仁厚也是。